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电话是人们沟通、社会交流的最主要方式。正因为此，电话难打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典型现象，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电话装不上、打不通、听不清”仍在困扰着人们。

归根结底，因为当时通信发展水平落后，供给能力不足。1949年，我国电话普及率仅0.05部/百人，也就是说，每1万人才拥有5部电话。到1979年，我国电话普及率仍然很低，只有0.41部/百人。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通信业体制机制的调整以及新技术的采用，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程控交换技术的上马，推动我国电话事业走向大发展，“电话难打”的矛盾逐渐消除，只是在大家的记忆中留下了许多可说的故事。

公用电话传呼声飘荡数十年

“15号三楼王阿姨，侬儿子伐回来切夜饭了！”这亲切的叫电话声，曾在老上海的弄堂里“激荡数十年”。这也是我国电话发展初期的缩影，很长一段时间，私人电话凤毛麟角，公用传呼电话承担了沟通重任。

早在1952年，上海就全面开办公用电话传呼业务。在当时一篇名为《开办传呼电话记事》的文章中写道：“第一家找的对象是长寿路西康路附近弄堂口的小烟杂店，店主听到要在店堂装公用电话非常高兴，而且三分钱一次传呼费不无少补。装上电话不久，这家店果然生意兴隆，消息传开，申请装公用电话的信就接连而来，就此，我们的局面就打开了。”

文中的烟杂店，就是当年公用电话传呼业务的“第一阵地”。

很多老上海都有这样的回忆：烟杂店里，摆着一台黑色拨盘式电话机。当时的电话号码是六位数的，手指伸进拨盘上的圆孔，沿顺时针方向拨六下，遇到忙音则再来一次。一个店里一般配有1-2位传呼员，基本是住在附近的老阿姨或老爷叔，传呼费3分钱一次，打电话4分钱一次。

出生在延安中路多福里的钱先生是一位50后，家中排行老幺的他，小时候与父母和四个哥哥姐姐一起住在弄堂二层楼。出生起，他就记得弄堂口的烟杂店门口，挂着一块“公用电话”的牌子。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公用电话亭，但只能接听和拨打市内电话，不能打长途电话。如果要打长途，必须要到邮局。早年邮局设有电话隔断室，小小的隔断室，门口写着1、2、3、4、5，只能容纳一个人。拨打长途，需要去邮局提出申请，向邮政人员说明所要拨打的地址。

“早年打长途时需要等待，由邮局的人先接通才可拨打。有紧急的事，都打电报。电报早期每字3.5分，拍电报都是惜字如金。60年代有一次，老家的亲戚过世了，一位电报员骑着快车来我家送信，我父亲当天晚上就坐火车赶去了。”钱先生回忆说。

公用电话传呼业务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直到后来，电话走进千家万户的日子。

线务员从闲到忙 见证电话大发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进入电话大发展时期。众多用户申请安装电话，这段时期，安装电话的线务员们成为最忙碌的人，他们奔走在城市和乡村，将电话线牵向千家万户。

王显玉就是其中一位，那段岁月，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记忆。

1978年，王显玉还是一位刚满20岁的“小鲜肉”，在上海市电话局技校学到一手维修的绝活后，他被分配到上海市话局中华分局担当一名线务员。尽管年轻人生机勃勃，可初入社会的王显玉却过得很“清闲”，因为电话在社会上根本就是件稀罕物，装得起电话的家庭可谓是凤毛麟角。

在工作的前十年，王显玉或许也猜不到电话这块“璞玉”何时才能够洗尽铅华，大放异彩。

重组为电信业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尤其是中国移动成立后，作为一家新晋运营商，以灵活的市场经营思路迅速打开市场，成为移动通信时代的领军企业。中国移动打造了全球通、神州行、动感地带三大品牌，在高端市场、大众市场、校园市场份额均占据领先地位，广受市场欢迎，用户规模连年高速增长。2009年我国3G牌照发放后，中国移动还承担了建设运营我国自主知识产权3G标准TD-SCDMA的使命，为我国移动通信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移动用户激增，手机几成必需品

2013年，我国发放4G牌照。在中国移动等运营商的努力和产业链的鼎力支持下，我国移动通信产业进入了新时代。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底，我国已有超过640万座基站，移动用户总数达到15.7亿户，人均拥有1.1部手机，实现了历史性飞跃。

中国移动的贡献尤其突出。在4G时代，中国移动继续承担了建设运营我国主导的TD-LTE标准的重任，建成了全球最大的TD-LTE 4G网络，激活了TD-LTE产业链，极大提升了我国在世界通信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移动牵头的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TD-LTE）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获得了201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截止2019年6月30日，中国移动基站数已达到398 万个，其中，4G基站达271万个，覆盖全国超过99%的人口;用户总数达到9.35亿，4G用户数突破7.3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