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并购交易的活跃程度正在逐年提高。不仅国家的产业振兴规划不断提及并购重组，国有和民营部门的企业都在通过并购整合产业资源。

　　根据Dealogic的统计，2010年全球企业并购交易额明显回升。截至去年年底，涉及中国的并购交易额达2360亿美元，排名仅次于美国，占全球总量近10%。

　　全球大额并购交易笔数增多，特别是10亿美元以上的交易，过去几年逐年递增。其中，涉及中国的大额交易数量显著提升，单笔超过10亿美元的交易由2003年的2笔增至2010年的36笔。

　　中国企业和机构出境并购和外资入境并购交易也大幅增加。Dealogic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跨国并购交易总额由2003年的约100亿美元增至约1320亿美元。其中，外国公司境内并购交易额约700亿美元，中国企业境外并购交易约620亿美元。中国企业境外并购交易额占交易总额约47%。

　　与此同时，中国境外并购交易成功率也达到高值。2010年，已完成或进行中的交易额约540亿美元，失败的交易额约70亿美元，即失败交易的交易额只占交易总额的12%，相较于2009年41%的失败率有明显改善。

　　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由于2009年国际市场资产价格变化较大，导致谈判难度增加，以及中铝收购力拓失败的交易金额较大；另一方面是得益于中国企业谈判沟通技巧的日渐成熟。

　　在私募相关的并购交易方面，在全球信贷市场回暖的带动下，交易规模已恢复至2008年水平。但在中国，虽然过去三四年间私募基金交易的规模占全部并购交易的比例逐年上升，却远远不如全球私募交易的有关比例。究其原因，一是在全球私募交易中杠杆使用较多，中国对这一工具的监管严格，使用也相对有争议；二是中国私募市场相对还处于初期阶段。

　　国内一位投行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目前国内的PE基金以成长型投资为主，有实力和经验参与收购交易的基金并不多。不过，一些在并购方面斩获较多的券商正在试图发起并购基金，以投资到并购领域。对于一些缺乏资金的收购方，并购基金可以与其结成联盟共同完成收购交易。

　　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内，在涉及中国的并购交易中，市场人士预计除了能源和资源类的并购量保持在一定规模，传统工业和技术类也将有非常多的并购交易发生，特别是目前增长最快的消费品、医疗保健、零售行业，将会吸引来自全球范围的投资者参与。

　　非市场因素制约中国并购发展

　　蒋飞

　　并购交易多了，涉及中国的并购交易规模世界第二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并购市场的发展就没有了障碍。

　　接下来，并购总是会牵扯各方利益。因此综合考虑各方诉求十分必要，即使有些是非商业性的。加强沟通也很重要，如果并购的出发点是好的，最终将有利于各方共赢，那么就必须尽最大可能获得各方谅解。

　有一件事情是根本的——搞清楚为什么并购，什么是好的并购交易？与一位资深投行人士交流，他的观点是，好的并购应该能创造价值。在理想的情况下，这种并购交易能够实现生产要素，包括技术、品牌、资金、渠道、生产能力和管理经验的重新组合和配置，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实力。在商业价值以外，这些并购还能改善市场环境、创造消费者价值、

　　观察中国市场的并购交易，不论是国内的并购，还是跨国的交易，绝对的主力都是国有企业。这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作为并购主体，国有企业并不成熟；二是国有企业背后的地方政府，其行为往往也并非完全的市场化。

　　很多国有企业缺少熟悉资本市场的人才，没有专门的部门负责融资和并购，更没有相应的决策程序。如果要做一项交易，通常可以看到的情况是不断开会，耗时冗长，但决策的效率和科学性都存在疑问。一些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也没有完全适应企业家的决策，他们的诉求往往很难以市场手段达成。这些都不适应现代金融体系下的并购交易。

　　比如，地方政府可能考虑的是，本地企业被并购会不会影响税收和就业。还比如，各个政府部门之间漫长的报批程序，这带来了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的提升。在许多案例中，地方国有企业的重大重组往往就是在层层审批中消息泄露，个别情况下甚至导致道德风险。

　　政府总有市场和商业之外的因素需要照顾，即使在成熟市场，也有一些来自于政府的阻力会干扰并购交易的达成。那些事关重大的并购，比如在能源领域或者涉及国家安全的，总会看到政府的有形之手。这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中国总有些特殊情况。

　　站在这个角度，我们会发现国内很多并购交易并不是好的并购。比如借壳上市，比如政府行政命令的“拉郎配”，甚至有的并购实际上是为了“对抗”国家产业政策，把落后产能聚集起来搞成一个“大而不倒”的怪物。

　　这些因素既有宏观层面的制度问题，也有微观环境的长期积累，改变起来恐怕不是一朝一夕。但中国的并购市场却在迅速发展，潮流之下，恐怕只能“带伤上阵”，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增加就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