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3g大幕在中国徐徐拉开，饱受争议的td-scdma再次成为台前焦点。它的成败，不仅事关数十亿人民币投资的风险，更是考验一个制造大国向技术大国挺进的雄心、智慧与胆量

　　

　　这是一家成立于2002年、现拥有2000余名员工的中国公司，这家公司从8年前它的前身存在开始就没有创造过一分钱的收入，而公司迄今的花销已经近20亿元人民币——几乎耗尽了它的母公司所有的家底。8年来它和它的前身把所有的精力“赌”在了一件事上，这就是建立、完善并推广一个名叫td-scdma的国际标准，这个标准与另外两个标准即wcdma和cdma在2000并列第三代移动通信(3g)的三大国际标准。8年中，它和它的前身一直处于一系列国与国、企业与企业间博弈的漩涡中心，“搅得”高通、西门子、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等几乎所有国际电信设备巨头不得安宁。而它苦心研发的td-scdma标准甚至已成为中国政府在产值规模高达5万亿元以上的3g电信产业政策制定上的一张“底牌”。

　　这家公司就是大唐移动。8年中，可能从来没有一家中国公司像它那样，上演了如此多梦想与失望、成功与挫折、支持与反对、光荣与质疑等交织的故事。最高级别的商业战争就是标准之战，而td-scdma则是其发生在中国本土的一个典型案例。td-scdma产业化的最终成败，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世界工厂国家”向“创新国家”转型的勇气和方向。

　　一群“疯子”

　　一幢6层的白色独幢小楼是大唐移动两年来的安身之所。出租车司机小徐号称他已经在这家公司“趴活”4年，“这家公司晚上特多人加班，我4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他得意地告诉记者，这幢楼里到凌晨两三点钟都还有人走出来，屈指数来，每晚加班的人都至少有100多人，甚至周末也不例外。他还知道，这些人的工资并不高，车库里车很少，除了行政人员外，都没有加班费。据大唐移动ceo唐如安透露，几乎公司所有中层以上的骨干都接到过来自国内外一流电信设备商的“挖角”电话，但只有少数人选择离开。

　　张代君曾经是这个团队的一员。他早在1995年时就开始参与scdma的研究。td-scdma后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张还记得，不止一次有人将他们称作“疯子”。2002年，他代表大唐参与到与飞利浦、三星的合资公司t3g的组建中来，并担任t3g的cto至今。在他看来，这种机会是对研发人员最好的回报。“我们一开始就没有去怕风险，这是真正做中国研发的机会”。

　　大唐移动的母公司大唐集团的前身是1993年从邮电科学院分拆出来的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在1998年10月正式成立后便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并跻身业界所称的“巨大中华”的阵营中。从技术实力看，大唐显然比当时的其他三家企业(巨龙、中兴和华为)高出许多。

　　而当周寰与李世鹤这两个对创新怀有同样强烈激情的人碰到一起，td-scdma与大唐集团在命运上的交汇就已成必然。前者是大唐集团现任董事长，通信界有名的美男；后者是大唐前总工程师，现高级技术顾问，享有“td-scdma之父”之称。在1998年成为新组建的大唐集团总裁之前，周已经担任了4年邮电部(现信息产业部)科技司司长，专门从事电信技术的规划与研究管理，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而李世鹤从1994年起就已是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他本人在1993年就开始从事cdma的跟踪研究。与此同时，李在美国的朋友陈卫博士也刚从摩托罗拉公司出来，在风险投资的支持下成立了cwill公司，开始进行scdma研发。

　　1995年春天，两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老男人和陈卫一起，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租来的一间教室里关起门来一讨论就是三四天，“最后决定干”，当年11月，由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与cwill合资成立了一家公司，从事scdma的研发，这就是信威公司。据说这一期间美国联邦调查局不时光顾，生怕他们“偷”了美国的技术机密。

　　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痛感在第二代移动通信(2g)标准上受制于人，1998年1月，由邮电部等国家部委召开了香山会议，与会者既有政府高官，也有大学教授、专家学者。该年的主要议题正好是第三代移动通信(3g)标准及中国的对策。最后经过反复的争论之后，李世鹤组织开发的td-scdma便被确定为中国的3g候选技术。同年，周从司长的位置调任刚刚成立的大唐集团，scdma也已被国家列入“九五”科技攻关计划,并得到2500万元的资助。李世鹤承认，“周寰的魄力和